1915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到底是否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很多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感觉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历程中，大家可以看到许很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类有些是时势导致的，有些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爸爸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由来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爸爸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爸爸早亡，杨度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念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普通的念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更不是象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意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学的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试试题真有的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如此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如何下笔都想不出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2、。将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一名。因为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由于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遭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便捷。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要紧的政治人物一个要紧的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要紧领导人之一。杨度是倡导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个时候起就了解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我们的将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与孙先生相约吾倡导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倡导，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倡导君主立宪，但与黄兴、梁启超都维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筹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去日本，哪儿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清五大臣的出国家公务员考试察写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了解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很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类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知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坛。从此，他与很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过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了解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应对了的。当袁世凯的很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要紧谋士之一。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拉拢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非常重视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事实上是在谋图我们的进步。
辛亥将来，袁世凯打造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很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大家在下面议。
洪宪帝制失败将来，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比起来是有点冤，但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讲，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将来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这样。即便在杨度参禅论道时期内，也没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种特殊能力，使得一些非常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了解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是百依百顺。比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不少，张宗昌一概不同意。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不少，而有肯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倚赖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倚赖杜月笙就非常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共。前一件了解的人不少，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了解，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大家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未来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所有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本世纪的一些要紧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同志在六十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所见刊
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
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
可资摭拾。
事实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怎么看。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肯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认知，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只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非常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如此做是有个人计划的。杨度对袁世凯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荐，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如此，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后来在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很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块。因此，当袁要当皇帝、需要大家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就会发出一种舍我其哪个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兵。他靠的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嘴巴和我们的人事关系。这类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而那些北洋系的军大家手中学会的可是硬帮帮的枪杆子。与他们比起来，杨度不可以不分外出些气力。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作洪宪第一功臣，如此才大概圆的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大家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大家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由于他们没那样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次要部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大家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都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讲不可以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的细节也非常有趣。筹安会过去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撰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我想，这类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不然，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印了这么多的书，目前是非常难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事实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类主意的就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这就是《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依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奥创大闹天宫和被降伏的故事。由于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类洪宪文士便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并加紧由第一舞台的演员排练，庆祝袁世凯过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初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词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忘却袁家天子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奥创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奥创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况，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相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1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喽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或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奥创，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个时候文武百官齐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日常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四川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国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这种紧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的的剧作古今真不多见。四人帮掌管文静期间，那样强调文静为政治服务，也没搞成这个样子。筹安会和杨度搞的这类东西，就是从袁世凯角度来讲，是没什么用处的。能帮他们什么忙？而此时，袁世凯还不到需要人来帮闲的时候。这类事情只能在洪宪帝国史留下笑柄，对孙中山先生的形象毫无损伤。这个《新安天会》的演出还有个插曲。当时北京京剧是无腔不谭，所以最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谭老板怎么说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类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肯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愿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了解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到月怀乡自叹时，由于这是影射孙中山落拓，所以袁世凯非常高兴。他看到刘鸿声身上穿的龙袍太旧，于是，把登基大典准备处为自己筹备的龙袍赐给了刘鸿声。这件龙袍上面绣了九条龙，蜿蜒全身，。袁世凯不喜欢这件龙袍，觉得它气不团聚，便给了刘鸿声。所以诗中有龙袍传赏李龟年之句。当然，这是个小插曲了。
不只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变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别的人士也大多这样。像严复那样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遭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规范。更申共和国家属女人之说，而女人软弱；帝政为男士，男士才有力量。这类辨析不只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由于关系太密切，又尽人皆知，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期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来办。而杨度要为新朝打造第一功，要作开国元勋，才很积极地走到前台。杨度本来可以直接与袁世凯往来，参与机密。可是，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要紧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的是费了非常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刚开始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质的帝制活动中是处在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况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如何想呢？他的诗中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目前袁世凯对于这类拥戴者又有了新的需要。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讲，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由于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将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看上去有点小心，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作了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他已经是没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袁克定则完全没这类顾忌，他专心致志地期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因此，他想尽方法剪除所有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原因。比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对爸爸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克定密告袁世凯，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连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专门印了一份@@@@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满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这些事情都是通过筹安会杨度等一同谋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法也不对。
1915年4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适合于民主共和，只合适君主立宪，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非常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8月14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由于《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此时办筹安会，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一同讨论国体问题。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成立，并立即公告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除此之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进已经非常飞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立刻公告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筹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需要恢复帝制。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象特别重视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这样，由于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还在他的心中有肯定的地方。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可以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如何干就如何干。杨度的老师王壬秋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更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壬秋《湘绮楼说诗》云：
洪宪改元，余方辍讲东洲，不问世事。而京使复来，将以大师位上公强起之，笑谢不遑。使留3日不去，乃与书项城，有曰：闻殿墀饰事，已公告外间。传云，四出忠告，须出情理以外。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适合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手段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杨度）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看法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方法就是对所追求达成目的的一个嘲弄。杨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师的帝王术，可是拥戴别人为帝为王时，恰恰没用好帝王术，他老师耳提面命也没用。无怪王壬秋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壬秋毕竟是年代不一样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模一样的。杨度想如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对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1916年王壬秋去世时，杨度为其师写作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觉得自己没学到家。
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现在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壬秋是湘学中的大伙，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备肯定的地方。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很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很之人时，设计很之谋略，打造很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觉得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目前《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创造商君之少恩矣。从这类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括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类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非常适合的。由于它只不过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所有。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里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方法的。这类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如此的经典，有鬼谷子如此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类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方案、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备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法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DNA）之一，它潜伏在大家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尤其是外部环境有益于它存在和成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看重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极少有学者提及。事实上，历史上一些具备不听话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医生和不认可儒家思想、具备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获得功名富贵的方法，尤其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方法的活动更是为很多文人士医生所认可。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最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点特点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一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如此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非常快，而脱离了宗法互联网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很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将来，曾国藩又非常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又回到刚开始的游民生活状况之中。这类已经见过非常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备改变自己处境的方法。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非常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医生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往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文人士医生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有一致之处呢？
大家知道帝王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特点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类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止是社会与政治规范的剧烈转型期间，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医生向新型常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像杨度如此把政治活动作为唯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常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好出路，不过与古时候文人士医生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总是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种类型的人物，不一样的是他不安于这种类型的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借助，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扣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缘由就是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可以个个都是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着我们的术，吃遍天下。在倚赖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我们的家赀。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类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的笔下，杜氏很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言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主张。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觉得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了解是杨度食人之禄（每月送杨度银洋500元），为人说话，还是现代人的关于杜月笙的记载都携带阶级剖析的眼镜呢？
